記者、學生、公民

約莫是兩、三年前，有一次環資邀請了幾位中國記者來台訪問，其中幾位也撥空來到苦勞網跟大家認識認識。席間聊開來了，一位記者亮出他的記者證給我們看，眾人好奇的圍觀，上面印著鮮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，他說，在大陸，記者的身分是政府給予、核准的，意指國家把記者視為政府體制的一份子。

當時，在場者莫不深刻體會到，在台灣的我們所擁有的自由，是怎麼一回事。但有時候回想中國記者亮出記者證給我們看的那一刻，自由好像常常又不是那麼真切握在手中的，因為身為一個「阿撒不魯」媒體的記者，或者某些根本也不屬於任何「阿撒不魯」媒體的「公民記者」，不只是政府三不五十的刁難你，有時候連同業、同儕，都想排擠、打壓你，雖然平時大家都相安無事，但當你問到官員不想回答的問題，他們往往先問一句「你是記者嗎？」，當主流媒體因為你太認真問的比較詳細但她趕時間，他們就直接說「這是我們的記者會」，其他人不可以來妨礙我們「工作」。沒錯，我指的正是中視記者阻擋立報記者採訪，並大嗆苦勞網「沒有在新聞局登記」的這件事（當然相關的「小摩擦」我想還很多，在此恕我沒辦法一一列舉）。（關於該事件的始末，可參考[1]、[2]、[3]）



身為一個曾經在苦勞網當「記者」，現在還是「學生」，離開苦勞網後也偶爾不定期進行採訪行為的「公民」，我也想來寫寫這兩三年下來的一些雜感。

今年3月8日，豬農北上抗議、蛋洗農委會那天，我正處在一個不知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時期。那時我離開苦勞網有一段時間了，論文也還沒寫完，辭掉了在電視台的打工，空出來一些時間，想去採訪、拍照、寫作的熱情還存在著，但我卻已經失去了任何可以自稱為記者的身分，身上隨便翻翻只有在雜誌當特約編輯的名片，勉強還跟媒體掛的上一點邊。

我還是偶爾出現在一些採訪場合中，蘭嶼220反核廢行動那天我也一頭熱血的衝去了，雖然在這些場合中，我的存在有點尷尬，不知道怎麼跟採訪對象說明我的來意，但還是默默的紀錄著，有些採訪所得的內容，就透過個人部落格與Facebook發出去。3月8日那天在農委會外也不例外，直到豬農載來的雞蛋已經丟得差不多，農委會副主委王政騰也出面對群眾講話，並且帶著各地養豬協會的代表準備進到農委會裡協商，警察在密密麻麻的拒馬中間開了一個洞，讓協會代表們進去。

其中，有幾家動作快的媒體也跟著鑽進去了，不過警察卻突然擋住後面的記者，不讓他們進去，於是所有被擋住的記者開始跟警察爭辯、爭取，沒有只放幾家進去把其他家擋在外的道理，鬧了一陣警察同意讓後面的記者進去，但要先檢查記者證。這下可好，我身上根本沒半張記者證，但又想進去了解協商的結果（雖然後來那個協商會不公開），只好先拿出雜誌社的名片擋一擋，警察也還是讓我進去了。

當然，在那樣的抗爭場合之中，你可以說，警察為了維持秩序，為了不讓可疑份子混進去傷害官員，所以必須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「進去裡面的只有記者」。但用這個方式就可以完全確保安全嗎？難道不會有有心人士假造記者證混進去？為什麼不是驗身分證？為什麼可以用這樣的理由阻止想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？

為什麼官員如此高高在上到只有「被認為是媒體的人」才可以接近、採訪？
為什麼政府資訊只透露給「被認為是媒體的人」？

記者會和政府官員究竟可不可以是屬於「誰的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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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初，因為我的「學生」身分，有機會入選了日本交流協會辦給新聞傳播科系學生的訪日團，到讀賣新聞、NHK、日本記者協會，還有位於東北仙台地區的仙台放送、河北新報等媒體訪問。在交流過程中，除了談到對災難新聞的採訪、如何處理核災議題等，我們事先提了一些關於日本獨立媒體、公民新聞發展的問題，也已經翻譯好，交到各個機構的手上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日本記者協會負責接待我們的主管，直截了當的說「日本沒有什麼獨立媒體這種說法」，而其他的單位對於這個問題也沒有多談。直到我們跟仙台放送的編輯局局長等人交談到尾聲時，他們忍不住問了「像台灣這樣，一般的公民也可以進行採訪，不會很亂嗎？」，這句話突然有點踩到眾人的線，大家開始你一言我一語的發言，有同學提到在苗栗大埔事件中，是公民記者的力量，揭發了政府胡作非為，也有同學解釋了Peopo的運作，但礙於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將台灣的狀況解釋清楚，又必須透過翻譯，我想仙台放送的主管們大概也是有聽沒有懂。而在那個討論中，我試著告訴他們，因為台灣沒有「記者俱樂部」的制度，就算是獨立媒體或是公民記者，也還是有機會向政府官員求證資訊，所以不會像你們所說的「會很亂」。

所謂的「記者俱樂部」，指的就是採訪某部會的記者，必須加入該部會的記者俱樂部，才能夠擁有採訪該部會官員，以及參與該部會所舉行記者會的「資格」。雖然在日本新聞圈中，這樣的制度已經逐漸瓦解、記者的採訪慢慢的比較自由了，但在如警視廳等比較保守的政府部門，還是維持這種制度。還記得前一陣子日本發生的台灣留學生情殺案件嗎？當時前往日本跑新聞的台灣媒體，就因為不是警視廳俱樂部的成員，所以被擋在他們所召開的記者會門外，也引起台灣媒體的不滿。

或許很多人會覺得，日本的媒體好有秩序、好守規矩，所以才能在面臨災難時，也那麼盡忠職守的理性報導，但這真的是我們要的嗎？NHK、讀賣新聞的主管都提到，東日本大地震後，他們對於核災的報導，「以官方和東電所提供的資訊為主」，但對核電資訊稍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，政府跟電力公司（如台灣的台電），對於相關訊息總是採取粉飾太平、謊稱安全在掌控之內的態度，近日也出現了一些報導，指出東電早在核災發生當下就知道電廠內爐心已經融毀，卻沒有如實對外說明災情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號稱「嚴守本分」、「謹守秩序」，所以只根據官方消息進行採訪的日本媒體，真的有善盡監督責任嗎？由官方認可的記者，來報導官方提供的資訊，怎麼樣聽起來都怪怪的。我無意指責任何媒體，也不是要在這裡評斷高下，更不是想在這裡稱讚台灣媒體，畢竟台灣媒體，尤其是部分電視新聞扒糞式的報導方式，已經脫離追逐真相的精神，我想說的是，在揭露政府弊端這點，至少台灣的幾個獨立媒體，一直都扮演著一定的功能，雖然看的人不見得多，不過他們還是努力的想讓事件的真相更清楚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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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採訪權的爭辯，如果只限縮於大媒體、小媒體、獨立媒體、主流媒體的對立，也許還是沒辦法看到問題的全貌。事實上，在台灣記者證本來就不是由政府所核發（難不成我們跟中國一樣嗎？），但在絕大多數的政府部門，記者證仍然是決定一個人有沒有權利入內採訪的依據。

說來也奇怪，人明明擁有「知的權利」，但我們卻習慣把權利交由記者代為履行，並從來不過問他們有沒有真的盡到義務。當一個公民想跳過記者這一層，想去直接行使這樣的權利，並進一步直接的監督政府時，不僅鮮少人願意鼓勵他，反而是百般刁難。在代議制度中，民意代表至少也是經過普選，並且接受監督，記者既非民選也沒人可監督，卻如此神聖而不可侵犯的「代替」民意，當學院中早已不斷檢討著「第四權」這個詞的不妥，還是有許多記者根本完全不曾自省，也沒有任何自覺？

在苦勞網的時候，我常常在思考「運動的媒體，媒體的運動」這句話，苦勞網做為運動的媒體，這是無庸置疑的，但「媒體的運動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我個人的理解，就是在衝撞我們對「媒體」該有面貌的想像。這個衝撞可大可小，每一次到公部門去採訪，在電話裡不厭其煩的跟公務員解釋「苦勞網是什麼」，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是一個小衝撞的過程。

再如：苦勞網沒有固定跑某部會的記者，同一個環評案、同個議題，可以每次都不同人去跑並且生產出報導，記者也不是專職，這都不太像是一般人認為的「媒體」樣貌。此外，苦勞網的記者偶爾也會被當成「來抗議的學生」，（事實上苦勞記者之中也真的有些人是學生），被警察當成「假記者」拖上警備車抓走。

而這幾年下來，每個不同的獨立媒體，都用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模式在營運並且衝撞著，只有「辛苦」是一樣的。我曾待過的苦勞網是其中一種模式，其他的媒體、記者也各有一套在主流中求生存的技能，沒有雄厚財力與資源的支援、沒有公部門給予的禮遇，憑著只是想揭發更多真相，想讓更多人了解社會不同面貌的熱情而已。

至於最常被指責的「你們這些媒體都有特定立場」，我只能說，「沒有立場也已經是一種立場」，用客觀來包裝自己，也許一時騙的了自己的良心，卻騙不了社會大眾的眼睛。

當某些大記者們，用一些「獨立媒體妨礙到我們工作」、「公民記者沒有秩序，又愛把官員當敵人」，諸如此類的理由，想把記者會跟政府官員變成「自己的」，究竟是因為害怕自己長久以來由公部門所給予的特許權受到動搖？還是害怕自己的地位被取代？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原因？道上的規矩也許外行人不是那麼理解，但如果想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，也許適時的溝通就可以解決「小摩擦」，讓更多人都可以一起關注公眾事務，而不是用罵用排擠的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熱情。當不少媒體都開始掛出「你也可以是記者」的口號（如聯合新聞網的這個網頁），我很想問，你們是真心這樣認為嗎？

希望我們永遠不會變成「那樣」的記者，不會變成「那樣」的公民、「那樣」的人。